此例一開,幾乎歷任美國總統均延續「戰略性模糊」,以維持兩岸平衡。美國前國務卿、國際關係理論大師季辛吉就曾說,「模糊不清亦有其作用」;美國與中共政權進行建交談判時,針對雙方爭辯不休的台灣問題,季辛吉以「agree to disagree」這個模糊性的語彙,讓雙方擱置爭議。以此觀之,「模糊」之為用,大矣!一九九二年兩岸達成「共識」,並在此一「共識」的基礎上進行兩岸分裂之後首次正式協商:辜汪會談。二○○○年前陸委會主委蘇起,將此一「共識」稱為「九二共識」,並詮釋九二共識就是一種agree to disagree。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,將一九九二年兩岸達成「共識」的過程,稱為「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」,蔡總統對此表示尊重,但並不承認九二共識。馬前總統執政時,又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與對岸進行制度化協商,讓兩岸關係得以維持穩定、和平,再次證明「模糊之為用,大矣」。